揭秘两起“造假”舆情：如何带来风险和不公平？

这两天的两个新闻，都是和造假和高度疑似造假有关。

一个是4月12日，杭州警方通报“秦朗巴黎丢失作业本”事件系策划、编造，并对当事人进行了行政处罚。博主在视频上进行了公开道歉。

第二个是被“拔出萝卜带出泥”牵连出的新闻。在北京邮电大学15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郑老师存在师德师风问题之后，人们意外发现一个细节，郑老师曾让自己的研究生为孩子参加金鹏科技论坛比赛，从而揭开了一个比赛的内幕，让人高度怀疑是个“代打”项目。

一、“秦朗作业”造假事件

先谈谈“Thurman猫一杯”账号炮制的“秦朗巴黎丢了作业本”的事件。

在杭州警方发出通报之后，网络上随即充满了针对这种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的口诛笔伐。对于类似充满离奇情节的，但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信息，本来就应该高度怀疑是一个人为制造的虚假信息。

但是这个事件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这个自媒体账号编造“在法国巴黎拾到小学生秦朗丢失的作业本”事件，是在今年2月，到今天已经将近两个月了，网络热度已经散去，此时杭州警方公布调查结果，揭露其为策划编造，“涉嫌传播网络谣言”，看起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动作。

杭州作为网红聚集之地，聚集了大量生产和传播视频的从业者，这意味着比西湖之水更为丰富的流量，在这个城市不断被生产出来，并且在网络蔓延。在今天平台发展进入一个相对和缓的时期之后，那些为流量而生的机构，会陷入流量枯竭的焦虑之中，为此需要挖空心思进行故事的虚构生产，从而出现一些虚假信息的现实风险。

此外，杭州是一座高度“阿里巴巴化”的城市，多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新一线城市，除了各种高端国际会议活动的加持之外，和阿里巴巴的“光荣与共”和“高度定制”也有不小的关系。阿里推动了杭州走向更加繁荣的今天，但是也难免出现联动的风险。到今天，包括马云在内的阿里高管已经承认，近年来阿里出现了一定衰退的危机。不少在杭州的新媒体创业者也指出，近年来的生意较为艰难。在此形势下，流量的竞争显然会较为激烈，为此内容生产剑走偏锋，编造吸引眼球故事，难免成为城市发展的风险之一。很多人困惑于这位博主已经有名有利，为何依然要编造故事？背后的流量焦虑不能不说是个问题。

或许是看到这种为了流量而制造流量的做法，已经出现风险苗头，相关部门因此采取行动，对于“秦朗丢作业”这样的典型事件进行了治理，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尤其在当下，各种微短剧正处于一个繁荣的风口，各种机构大量生产这种产品。这种微短剧只需要一个类似“秦朗作业”这样富有情节的剧本，就能生产连续剧。“秦朗丢了作业本”的策划，本身就是一个剧本的付诸实施，本质上也是一个微短剧。这就使得剧本和不实信息之间，存在一种风险关联。微短剧稍不注意，就成了一个“剧本式新闻”，导致虚构的故事容易在传播中被当做一个真实存在的新闻，引发轰动。毕竟剧本的功能，就是生产矛盾，激化矛盾的。

这使得剧本和谣言之间，稍不注意，转换仅仅一步之遥。比如，“女子取快递遭偷拍被恶意造谣出轨快递员”事件，就是郎某拍到了领居女子取快递的视频之后，和朋友何某搞了一个唱双簧的“剧本”，制造了虚假微信聊天，编造出轨事件，结果造成恶劣影响。

杭州崛起为网红城市前后，无数年轻人带着梦想成为“杭漂”，梦想在流量中沉浮，这使得杭州是个情感、荷尔蒙、梦想和流量虚实交织的复杂空间，出现大型“都市传说”故事在所难免。我们在2021年的文章《杭州频遭谣言之祸的背后：一座为“情”所伤的城市》中，已经提出，杭州发生过多起重大负面情感事件，需要在这方面多加关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再次阅读。

网络段子和不实信息之间，也可以轻易跨越。在某个群里的段子，一旦被截图流传，就可能被当做一个隐秘的真实事件进行传播。截图成为从段子到信息的转换机制。

应该说，很多进行剧本创作或者造假的机构和自媒体，他们是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的，比如，他们创作的内容，不会涉及政治，也不会是政经新闻采访，因为这两个方面都属于被严控的内容，具有意识形态风险，他们绝不涉及。因此类似“秦朗作业”的造假事件，往往都是这样的特征：在某个深夜街头或者遥远的他乡，偶遇的社会故事，或者某个群里流出的网络截图。这就大大降低了实地调查的可能性，并且避开了政治这个不能触碰的风险雷区。但是虚假流量一旦爆发，治理就肯定会介入。此次杭州警方的通报，或许会丰富他们的“政治素养”。

在剧本和新闻事实之间，有个严肃的法律和伦理界限，稍有逾越，就是不实信息或者谣言，给自己和社会带来风险。

二、北邮学生投诉牵出的“代打”事件

如果说，上面的“秦朗丢作业”的虚假新闻导致了社会治理风险，引发官方警惕、网民不满，遭遇了很多人的抨击，那么由北邮学生集体投诉郑老师引出的“代打事件”，却非常复杂，很多人不满，却保持了沉默。

所谓“代打”，本来是指游戏找人代练，以提高段位，这里的“代打”，是指学生报名参加比赛，但是具体内容却是由家长或者其他专业人士完成的。

在今年春节期间，日后受到学生投诉的郑老师就要求学生为自己女儿参与创新比赛进行“代打”，比如制作材料、撰写报告等。结果因为没有获奖，学生被郑老师骂了一通，成为学生投诉的导火索之一。

郑老师让学生参与的这项创新比赛，就是某个科技论坛，参赛者是中小学生。北邮的投诉事件后，一张获奖表格流传出来了。

从网传的表格内容看，如果不是后面的获奖者都是中小学生，人们几乎会认为参赛者都是一些科研人员，或者起码也是大学生之类的人才，因为从项目名称看，诸多获奖项目名称中包含了类似“基于视频识别”“多肽tp36”“基于stm32的NFC装置”“基于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技术”等关键词，几乎都是和高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前沿等相关的元素。正是这个比赛，以及获奖细节，让人们看到日常生活背后的一些不同寻常之处，或者说是一个“隐秘的角落”。

试想，如果不是家长或者其他人参与了“代打”，学生会有这样的能力获奖吗？翻遍国内中小学的教学大纲，没有任何一个章节能和上述这些比赛内容有所关联。如果认识到孩子们不是天纵英才，那么我们就只能承认，不是孩子们能干，而是他们“背后有高人”，是一种“代打”。如果否认这一点，甚至认为可能是家长带着学生共同参与完成的，都称不上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代打”作为一种类似上述“秦朗在巴黎丢了作业本”造假方法，仅仅暴露了问题的一个层面，更深的问题是，这将导致较大的不平等。

根据相关规定，类似这种“含金量”较高的比赛，一旦获奖，就会获得升学方面的优待，作为加分、优录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由获奖而引出的不平等话题是，是哪些学生容易获奖？显然是那些来自具有较高社会地位和掌握科研资源家庭的孩子。因为如果不是父母本身就有“代打”的本领，或者父母能够调动相关资源，孩子参与这些项目并获奖几乎是不可能的。

父母自带本领暂且不说，先说说借用资源的案例。在去年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曝出学生患病舆情后，网民又扒出该院一位院士的孩子在高中阶段就连发了多篇SCI文章，接下来在SCI的加持之下，通过了自主招生。

我们在此前的文章中已经多次提出，世界范围内不少高校倾向于在单纯的学习成绩之外，常常开辟更多优录条件，本质上是产生了另一种不平等的可能性，那就是能够满足优录条件的孩子，需要更好的社会资源的支持。这本身当然是有利于人才的选拔的，但是却创造了不平等，更有利于条件优越的孩子的。这暴露了教育的两面性，一方面，教育推动了人类社会填平出身不平等导致的社会鸿沟，另一方面，更为优质的教育资源，却在重新生产不平等，维系着社会阶层分化现象。

我们会发现，这种比赛虽然表面看起来是科技创新比赛，但是由于牵连了过多的社会因素，反倒使得该项赛事成为一个超出比赛本身的“社会资源比拼活动”，不光被看出“代打”的痕迹，还可能导致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人们知道里面有猫腻，但是因为带着合格赛事的帽子，不合理的地方都被合理合法化了。有人即便心有不满，但是更多是自愧作为父母的能力不足。比如上文的郑老师，没有抱怨赛事本身，而只是抱怨自己学生“本领不过关”。

三、需要关注的舆情风险

对于秦朗事件的造假，网民每个人都能发表意见，表达愤怒，因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对错判断题。一旦流量爆发，风险就转化为现实危机。

对于具有一定层次的比赛“代打”造假，本来不是每个网民都能发表看法的，毕竟有规则、有圈子，但是对于造假带来的公信力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却又降为一个简单问题了，容易成为吸引网民关注的问题。因此，类似活动具有较大的舆情风险，应该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