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舆情规律的总结：营商环境的本质是法治环境
这段时间，营商环境成为上下关注的话题。营商环境从字面上说，就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商业友好程度，地方有没有形成对于商业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的环境。
但从当下的现实看，可能企业家更看重的是地方有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保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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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舆情和营商环境的“跷跷板”效应
营商环境应该是一种稳定的长期的环境。人们普遍地注意到，落后地方的营商环境常常较差，比如，在很多地方，多年之前就出现一种“关门打狗”的说法，就是地方热情地将企业招商到本地，给了很多优惠政策，结果不久地方就开始“吃大户”，企业不仅赚不到钱，而且往往被地方盘剥得一干二净只好退出。这说明营商环境需要保持长期的稳定性，不能因为换了领导或者换了思路就改变。
还有一次跟一个领导干部去考察一家较大的网络企业，领导好心问企业需要政府做好什么服务？公司负责人说啥都不需要，因为所有的服务都是通过外包的方式购买的，经济关系反倒比较安全稳定，后来听负责人说，最好的服务其实就是领导干部不要随便来企业考察。这说明营商环境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可能和领导干部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近年来，人们将网络舆情和营商环境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因为人们发现地方政府如何看待舆情、如何应对舆情，也是较为完美地契合了地方如何看待营商环境、建设营商环境的。凡是经常爆发网络舆情、将舆情视作敌情的地方，那里的营商环境常常也不一定好，二者几乎具有“跷跷板”关系。实际上，网络舆情形象，常常就代表了地方的营商环境。
但是今天我们谈到营商环境，主要是指国内整体的营商环境。毕竟，近年来国内的营商环境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比如，一些富豪和企业家移民了，除了要看到美国的制裁和迫使产业链流出中国的压力之外，也要反思国内的营商环境究竟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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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群情激愤往往并不会真正杀死企业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影响地方营商环境最大的因素，是政治和法治的综合因素。在法治尚未健全的时候，政治因素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尤其在国内网民群情激愤地指责那些移民的企业家的时候，决策部门和领导干部尤其要穿透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的迷雾，洞察更为真实的社会环境，作为自己的决策的参考依据。
近年来民营企业出现了投资积极性不高的现象，很多经济学家就认为是因为民营企业近年来遭遇了舆论打压的结果。表面看来，一些大V利用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分配的不满，针对一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进行了批评，生产了大量的流量；不少网民也自发地针对一些企业如农夫山泉展开了围攻，给创始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是其实这种网络舆情和网民群体情绪的杀伤力并不严重。
原因在于，这种来自网络的舆情和舆论，对于企业及其创始人来说，主要在于声誉形象的伤害，但是对于生产经营来说，其实并未产生巨大的威胁。
比如，虽然不久前农夫山泉遭遇了网络的抵制，股价受到影响，但是股价波动本来就是正常的，而且慢慢也会涨回来。产品受到抵制，也仅仅是暂时现象，而且可能网络放大了这种抵制效应。人们注意到，这个抵制并未妨碍胡润排行榜随之将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再次推为中国首富，即便依据的是以前的数据，但是关键这个富豪榜排名会影响资本信心。从经济规律看，影响股价和企业存活的，是资本和大市场，而并非是普通网民，尤其是那些愤怒的网民，他们很难影响企业的未来走向。再说联想集团，即便经受多轮打击，其生产也未见受到多大的伤害。
再以蒙牛来说，因为曾经爆出不少问题，一度被称为“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很多人提到它就觉得是个形象灰色的品牌，但是这并未影响该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情况。
当然，这并非定论，只是表明，网络舆情、公司声誉、产品形象和市场占有率之间，往往关系复杂，并不是直接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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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伤力最大的是网络中的政治传言
这说明，网络舆情声势再大，只要企业自身没多大问题，产品能提高质量，往往并不会显著影响市场。但是问题在于，虽然网络舆情杀伤力有限，近年来很多企业家还是移民了，“润”出去了，这表明在网络舆论之外，是其他因素产生了更大的杀伤力。
我在分析了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之后，倾向于认为，是网络舆论中“政治暗示”，产生了最大的杀伤力。
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2018年突然传出的“民营经济退场论”，该观点提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的任务，应逐渐离场”，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作者不久就删去文章，但是依然产生持久深刻的影响。
我们要认识到，任何一个观点一旦引爆舆论场，肯定因为它击中了现实或者网络中一直存在的某种猜测或者观念，这个原理和谣言的爆发和传播是一样的。虽然各个方面包括官方都进行了辟谣，但是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是个政治宣传气氛浓墨重彩的历史关口，这个时候曝出这样的言论，产生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存在这种言论生产和传播的社会土壤。人们对于类似涉政谣言、传言，常常私下谈论、信以为真，或者即便半信半疑，内心也已经产生动摇，对于决策和信心产生冲击，这源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环境。
且不说自古以来，中国文官就存在“揣摩上意”的传统，今天的很多经济学家或者相关人士以作为政治传声筒为人设，以成为领导的决策咨询者为荣，在各种场合大谈特谈自己的智囊经历，从而打造江湖声望，以图提高身价。但是对于围观的人群来说，这种虚虚实实的做法产生了奇效，因为不清楚他们是否具有通天的本领，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过是在“揣摩上意”，根据搜集到的一些信息，进行了信息的加工，然后提炼出某种涉及政治走向或者政策走向的观点，他们不过是一些经济学界的“政治炼丹师”，或者是“政治术士”。
关键问题在于，类似观点提出后，往往顿时产生轰动效应，但是官方和主流媒体却常常陷入沉默。一个类似观点的提出，是观点提出者追求轰动的动机、社会存在某种猜测心理、官方信息存在零碎信息等多因素之间复合产生的传播效应，或者心理效应，但是权威渠道如果不在第一时间发声辟谣，或者澄清说明，大众往往认为就是一种默认。辟谣的黄金窗口期一旦错过，辟谣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很多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迟到的真相，就不再是真相，往往是谣言的帮凶。
再比如，涉及到马云的政治传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2020年的外滩金融高峰论坛后，马云的言论引发争议，人们注意到，虽然官方并未提出明确的反对观点，但是网络上开始出现大量的传言，各种民间猜测、小道消息、网络舆论对马云进行了旁敲侧击或者捕风捉影的攻击，总之认为他冒犯了政治，不再受到欢迎等。各种不利于马云的传言，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一场“墙倒众人推”的破除资本偶像的社会运动。由此，作为名人的马云走下神坛，甚至变成敏感人物。我们在文章《“马云回国”刷屏背后的民间“潜舆论”》提出，正是这种政治传言，制造了一个关于马云不再受主流欢迎的“潜舆论”。这种涉及政治的“潜舆论”，杀伤力最大。没有驱逐令，没有媒体檄文，马云就此消失于江湖。
那么我们要追问，为何类似的政治传言杀伤力最大？可有破解的方法，从而为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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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环境才能带来稳定的发展预期
我们会发现，上述的政治传言之所以产生强大的效力，在于这种传言的虚虚实实，虚实相生，人们既不敢信其真，也不敢信其假，正是这种半真半假的传言，最容易导致社会心理的摇摆效应。这种政治传言和大型谣言，在很多方面惊人相似，其实在本质上就是一致的，那就是涉及政治的模糊说法，常常击中群体的内心猜测，从而一举引爆社会心理。
这种政治传言之所以产生很大的效果，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气氛总是很浓厚，已经成为社会传统，和中国人的行事法则。但是，政治又如此独特，和经济、法律大不一样，后者常常是以确定性、刚性的规律为运行规则的，而政治更多是以灵活多变、服务当下需求的方式发挥社会功能的，比如，政治功能常常是通过领导讲话、舆论宣传、专家解读等方式实现的，此外也包括一些意见领袖、经济政治名人进行二次传播产生影响。世界各国政治运行方式，莫不如此。只不过在中国，人们因为更为关注政治，而且大型企业和著名企业家也往往也要和政治打交道，政治待遇往往成为其社会地位的风向标，因此，政治传言总是吸引密切关注，并产生影响。
正因为政治发挥作用如此独特，这就带来一个常见的后果，一旦一个地方的领导干部换人了，政治风向也往往为之一转，老的政策、措施也就失去作用了，“新官不理旧时债”，导致很多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家无所适从；一旦地方招商引资任务或者政治热点过去了，很多企业家就备受冷落，甚至成为被侵权的对象；很多政治传言爆发之后，一旦权威部门不能立马出面辟谣，社会就会出现很多说法，对企业家产生反噬作用，等等。
我们从近年来的观察能够发现，虽然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在明确表达支持民营企业的观点，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是一些企业家还是未能树立发展信心，一些人还是最终进行了移民，离开这片土地。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网络中类似的政治传言一直不绝如缕，比如一些大V率领网民制造紧张的舆论气氛，网民群体群情激愤，“资本家”“剥削”等字眼重回舆论场并且成为传播标签；一些针对企业家个体的传言，在茶余饭后的酒桌上、社交软件平台上，或者热门新闻后面的留言跟帖中一直在流传，官方未说同意，但也未见反驳，这种沉默制造了一种“默认”的效果，甚至很多人开始揣测，这是不是一种“网络放风”？作为企业家，如何能够安下心来？传言多了、时间长了，“网络猎巫”渐渐成为压力，“用脚投票”就会成为企业家的选项。
今天很多企业家，不再是以前白手起家的群体，大多数已经获得了时代的红利，他们已经身家丰厚，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成为第一要务，因此，他们更为看重的是这样的营商环境：能够提供政策的稳定预期的，而非朝令夕改、人走茶凉的；能够提供人身和财产的法治安全的，而非风声鹤唳的政治传言带来不安全感的；能够提供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环境，而非经常受到短期政治热点影响波及的环境，等。
能够提供这种稳定的、长期的预期的，只能依靠法治的健全。在各方都在追求优化营商环境的当下，能够打动那些在外的或者围观的企业家心理的，莫过于对于法律的强调和重申，并将人身和财产的法治安全作为一个宣传的重点。
不少人发现，在西方社会一些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较为健全的国家里，即便社会舆论和网络舆论对于一些企业家展开了攻击，舆论氛围极不友好，但是企业家也能做到安然泰若，很少会发生因为舆论严苛而跑路现象。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受到了法律严格的包含，网民在网络上骂骂可以，甚至人身攻击也可以忍受，但是如果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寻求法律的保护，并且这种保护是实实在在的措施，有了证据就会采取法律行动。这意味着，有了法律作为保护神，无论风声雨声，企业家都能安心生产。
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一方面是网络舆情和网络舆论过于发达，导致不满的网民群体常常营造异常不友好甚至敌对的网络氛围，让企业家遭受“千夫所指”；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未能成功取信于企业家群体，让他们相信法律能够确保他们的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这让他们感到“如坐针毡”。
中国对于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的保护，已经有法可依。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最新的《物权法》第66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当下要做的，就是重申和强调这种法律精神，确保取信于企业家群体。
我们由此可知，在当下中美激烈博弈、需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理解企业家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根本需求，更多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打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才能最终实现真正有吸引力的营商环境。
